成立10年來，貝瑞基因一直在加速內部革新。

今年以來，貝瑞基因連續放出大動作。5月，貝瑞基因染色體拷貝數變異檢測試劑盒（CNV）注冊獲得受理；今年7月，貝瑞基因參股子公司和瑞基因發布了大Panel基因檢測“和全安”系列新品——實體瘤全靶點基因檢測，覆蓋654個基因及常見免疫抑制檢測點；在8月，和瑞基因又推出了PreCar項目產品“萊思寧(LiverScreening)”，是經過全球肝癌早篩大規模前瞻性研究驗證的臨床級別產品，通過LDT模式落地，商業化進程較此前預期提前。

而貝瑞基因多個腫瘤重磅級產品的推出，肝癌早篩產品商業化提前落地，則表明貝瑞基因的第二增長曲線撬動點在于腫瘤。

對于整個基因檢測行業來說，目前市場已有的商業場景容量與測序儀及測序技術的發展水平并不匹配，行業發展重難點是從新的應用場景尋找市場增量。貝瑞基因對于這個行業難題的解題思路是開辟腫瘤市場。

和十年前貝瑞基因剛成立實現NIPT技術產業化時的環境相比，當下在腫瘤場景中開辟第二曲線，貝瑞基因所面臨的監管、人才、技術、社會環境都發生了全方位的變化。打造第二個NIPT場景并不能通過簡單復制實現。

貝瑞基因為何以肝癌作為第二增長曲線的起點？在從NIPT到腫瘤的跳躍中，貝瑞基因發現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就這個問題，在今年冬天初雪的北京，動脈網采訪了貝瑞基因董事長高揚。

回顧國內基因檢測行業的變遷，高揚是其中的見證者和實踐者。

NIPT的想法從2007年就開始醞釀，貝瑞基因創始人之一的周代星博士帶著二代測序技術找到了發現母體血漿中存在胚胎DNA的“NIPT之父”香港中文大學的盧煜明教授。

2010年周代星、侯穎、高揚三人，帶著一度不被看好的NIPT技術，決定自主創業，2010年五月，貝瑞基因就在北京三元橋曙光大廈B座一間租來的辦公室中成立了。

此后的十年間，貝瑞基因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將NIPT技術實現產業化，在世界范圍內較早提供NIPT服務；2010年-2011年間與湘雅、協和相繼開展臨床合作；2015年NIPT產品獲得CFDA批準；2015年腫瘤診斷產品上市；2017年借殼上市；發展成為國內基因檢測領域代表性企業之一。

對于一個行業來說，十年的時間或許并不算太長。但沒有一種商業模式和創業浪潮是靜止的，對于身處基因測序行業中的高揚來說，他認為整個行業已經滄海桑田。

十年之前，基因測序行業儀器為王，大家對于應用場景突破不太關注。而現在，基因測序技術本身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之后，市場局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測序技術發展得很好，但是市場上并沒有那么多的應用場景能夠消化這些技術。

周代星博士曾表示，Illumina已經可以提供100美元成本的一個人類全基因組檢測。但是他們現在并沒有把這個產品推出來，因為現在并沒有一個應用場景需要這么大量的人類基因組。

找到下一個像NIPT這樣成功的場景，不僅是貝瑞基因的課題，也是行業難題。

目前，基因測序廣泛應用于基礎研究、臨床診斷、新藥研發、公共衛生、健康管理等眾多領域中，其中NIPT是基因測序技術用于商業的重要場景。如何找到下一個NIPT賽道，需要參照NIPT發展經驗。在這個過程中，高揚認為簡單總結過去NIPT的經驗并不能有效指導創業者適應動態變化的商業環境。

很多人認為NIPT賽道能夠爆發、貝瑞能夠成功的核心原因是抓住了二代基因測序技術的突破帶來的通量的急劇提升，極大地降低了測序成本，是技術的爆發讓NIPT這一場景的成功有了可能。

技術的普及固然是NIPT這一品類爆發的前提條件之一，但它無法解釋為什么是貝瑞基因看到了這項技術的潛力，為什么當時的測序公司Life Technologies和Illumina都錯過了這一機會。

高揚表示：“在過去的經驗總結中，很多人認為是技術的突破，導致了一個品種的產生。但其實我不太認同這種說法，基礎科研的范圍相對來說比較分散，科學技術的突破，相對于一些品種的落地而言，它更是一個隨機的狀態。NIPT產品能夠成功的關鍵在于和前一代的解決方案有著很強的勢能差，它的優勢對于上一代產品非常明顯，它找到了一個足夠大，并且優勢夠強的一個場景”。

高揚的觀點和哈佛大學管理學教授克萊頓·克里斯坦森在其創新三部曲中提到的理念類似。與許多人認為的不同，克里斯坦森所強調的創新，其關鍵不在于技術進步，更不在于科學發現，而在于對市場變遷的主動響應。

如何主動響應市場變遷，高揚認為關鍵在于準確把握未來五年產品所能解決的社會需求，更值得強調的是對未來需求的想象不能簡單地參考過去經驗。

簡單地參考過去的經驗，容易與高速變化的社會脫節。

他用新冠疫情舉例，“在新冠之前，我們曾經經歷過非典。假如只是按照過去的經驗進行判斷，那么很可能認為新冠會像非典一樣，在社交隔離、國際隔離、檢測等綜合防疫手段作用下，新冠疫情持續時間不會太長。很明顯，這種簡單地依靠過去經驗對現代社會進行判斷，離現實的情況差距還是比較大的。”

同時，社會的快速變化也體現在新冠疫情對醫療行業的重塑中。疫情前后的醫療行業狀態經歷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是大眾認知水平的變化，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IVD行業可能走過了以往需要十年的發展時間。核酸檢測成為全民議題，核酸檢測的執行效率大大提升，短短幾個月內，公眾對于醫療行業的認知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以前大家都說中國老百姓消費習慣造成健康付費意愿不大，尤其是中青年，而在疫情后，可能會有很大的改變。

新冠疫情影響的第二點是推動全國醫療系統的網絡化。

高揚指出：“由于傳染性疾病的防控需求，每個地市的三級醫院都要具備核酸檢測能力，從防控前線的下沉到防控信息的共享，醫療的網絡化很快形成。網絡化對于未來基因測序行業的影響，我們估計是產品將更加直接面臨終端市場，在更短的周期內檢驗產品是否商業化。而非以前一樣，產品進入市場必須要經過代理商和渠道。”

所以，對于貝瑞基因來說，十年間，它在感知隨著基因檢測行業變遷，自我革新的同時，貝瑞基因對于NGS這個新生行業的品種選擇和品種生命周期管理也有了一套結合方法論。

高揚表示，貝瑞基因在選擇品類時，是需要從未來出發，推想未來市場發展到某個階段，社會環境的生態是什么樣的，什么資源和要素是決定性的，哪些資源具有獨占性或稀缺性，再去想怎么超越這些障礙，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

除了新冠相關的診斷產品這樣從爆發到進入平臺期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外，對于其他品種來說，我們需要對未來五年的社會需求進行想象，做好準備。品種的生命周期管理其實相對來說是動態的。

貝瑞基因以遺傳出生缺陷為主線，在遺傳專科不斷地進行嘗試和探索。而貝瑞基因看好的下一個有爆發潛力的應用場景則是腫瘤市場，相信在NIPT之后，WES（全外顯子組基因檢測）等檢測方法在腫瘤中晚期甚至是腫瘤早診的應用會逐漸興起。

在腫瘤早篩中，貝瑞基因選擇了肝癌這一并不算熱門的領域。

高揚表示：“其實無論是NIPT也好，還是腫瘤檢測也好，一個場景的成熟都需要很多前提條件，包括臨床需求、技術條件、監管等等，不同條件的組合最終才能促成一個產品的成熟。反之，我們要找到比較好的品種，必須要對產品的應用領域，無論是科技服務、醫療、農業哪個行業，你都需要對這個領域未來五年的發展有一個基本的判斷。”

那么，貝瑞是如何把握一個產品未來五年內的生命周期？

高揚提出了三個維度：一是要把握產品本身的市場定位；二是把握現有的解決方案是什么，新的解決方案與現有的解決方案是否有足夠的勢能差。三是，在現有的社會條件下，實現商業化有哪些阻礙，比如監管、研發、技術和人財物的條件。

為什么在腫瘤早篩領域選擇肝癌，貝瑞基因也按照模型進行過推演。

從已有的市場格局來看，基因檢測應用于腫瘤，主要的市場是伴隨診斷，但伴隨診斷未必是腫瘤領域中最大的應用場景。腫瘤早篩、泛癌種早篩等產品都有很大的市場潛力。

如何在藍海市場中抉擇，考慮的不只是技術壁壘問題，更大的難點是保持獨立思考，把握社會未來需求。

貝瑞基因在選擇基因檢測+腫瘤時，梳理市場發現，不同瘤種早篩早診，和醫療服務水平差距相關，并不是由于技術造成；有的是由于缺乏技術篩查手段，不同的瘤種適合不同的篩查手段。基因檢測+腫瘤，除了技術突破外，也要先行考慮市場需求問題。

以泛癌種篩查這一品種為例，高揚分析到：“選擇泛癌種作為研發方向，其對于企業團隊和資金的要求，非一般的企業能承受，失敗的風險也較大。我們從中國公立醫療體系的特點分析需求來看，公立醫療體系有著兩大特點,第一是發展不太平衡,第二是發展呈現專科化的特點。我們認為專科醫生對于泛癌種早篩的需求是較小的，因為專科的特點需要精準明確的診斷結論。那么未來如果中國腫瘤學的發展方向持續朝著專科化的方向發展，那么這意味著泛癌種發展的風險較大。但如果未來中國出現了一個腫瘤學科，泛癌種篩查就有了強有力的需求。”

從未來市場發展趨勢的角度來決定戰略選擇，也讓貝瑞基因團隊內部更加從容平靜，更加堅信長期主義的勝利。

高揚說到：“如果我要從未來三五年出發，那么首先我要踏踏實實保證自己活過這三五年。也不會選擇一些快進快出的方式去套利。讓我們無論是在行業熱潮還是低谷的時候，都能夠掌握自己的節奏。”

在高揚看來，這個時期，基因大數據行業發展由于疫情影響，又迎來一個發展的小高潮。

高揚也直言，整個基因檢測行業是比較浮躁的，而大家不能保持理性和冷靜，其實是在透支行業長期發展生命。

基因是構成我們生命物質最基本的語言，帶著我們的物質基礎以及攜帶著我們生命世世代代所保留的信息。從事基因檢測行業的那天起，貝瑞基因就做好了在這個行業永續經營的準備。當貝瑞基因實現一個個場景的突破后，獲取大量的生命數據信息后，將形成龐大的數據庫，基因數據將在更多場景中發揮更大的價值。

如何從一個個場景的突破到破譯基因密碼，高揚也在采訪中表達了他的看法。

“未來理想形態的數據價值實現，可能包括我們能夠通過數據獲知某些生物學特性，獲得一些強關聯性的結論。單純的基因數據其實價值不大，基因數據必須要跟多維的數據結合，和各種表型數據結合，才能發揮出它的價值。”

現階段，高揚認為只能用相對可控成本的方式，獲取和保存這些基因數據和表型數據。這里面的難點實際上還是數據的質量。個體的基因數據和軟件數據不同，軟件行業數據可以進行清洗、治理。但基因數據獲取有一定的成本，無法針對個體進行清洗，所以質量至關重要。未來隨著表型、代謝、器官、診療、費用的數據累積，對群體有效性的驗證，我們會走到一個數據聯網的生態系統中去，現在所有人的努力都將會有回應。

“目前行業中獨立思考的人還是較少，大家都容易跟風。其實更適合基因測序的瘤種市場，應該是血液病，但是真正認真把血液病做好的公司不多，大家都聚集在實體瘤的領域，甚至出現了一些產能重復建設。國內這個行業也被海外趨勢主導，這其實很可惜，中國的從業者沒有自信去思考基因檢測行業本來的發展邏輯。”

高揚的這番話，也正是我們推出先行者系列訪談的原因：中國的創業者、企業家們已經走到了一條無人之路，可供參考學習的對象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問題需要我們自己提出，并尋找答案。各個細分領域的頭部企業家們的思考，將會深刻塑造我們未來的產業形態、商業實踐和商業倫理。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在不斷發展的基因行業中，十年對于貝瑞基因來說只是一個新起點。在不斷自我革新的過程中，貝瑞基因需要抵抗過去成功的重力，適應和擁抱市場挑戰，不斷參與全球化的競爭。

“基因檢測對于我們從業者來說，是一片廣闊的大海，但是相對于整個醫療圈子來說，基因檢測的從業人數相對還較小。

既然機會還多，現在我們就是踏踏實實干就好。”